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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L型经济时代奠定强国基石
- 2021-10-20 02:39-

  2016年11月09日08:43来源:《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6年7月下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中国明宗旨、立信仰、树榜样,提高执行力,释放生产力,提升社会能力,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纪元。当前,中国进入了建国以来的第三个三十年,也是改革开放后的第二个三十年。中国人常语“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来比喻中国历史的变革规律。适逢十三五开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着新的挑战和机遇,经济发展、结构调整、科技教育、资源环境、人民生活等方方面面都步入了“新常态”。当前,经济增长速度呈现L型,从高速增长转变为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质量呈现倒L型,处于爬坡升级、“羽化为蝶”的关键时期。中国的改革开放也进入了新阶段,沿着老路子已经不可能持续释放生产力,需要对中国的经济体制、社会体制乃至文化体制进行“基因再造”,把中国的各项事业推到一个新的以服务引领发展的历史阶段。

  从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来看,全球经济、国际政治和世界科学几乎同时进入新的周期,即经济进入第五经济长波、政治进入第六霸权周期、科学进入第七发展高峰。新科技革命已经跨过门槛,对整个世界的经济、社会乃至文化伦理结构进行着颠覆性再造;世界政治格局正在重新洗牌;以往传统认知的经济规律正在失效,商事革命方兴未艾。六大资本同时发力,支撑起新的综合发展框架:生产性资本增加了有形资本积累并提高了资本回报率,促进经济自由化;国际资本大量吸收国际要素流入,实现贸易自由化和投资自由化;人力资本重在提高教育的潜在效益,保障公平的教育机会,使穷人能够充分利用自己的人力资本谋取福祉;自然资本维系着绿色发展,以合理应用与保护自然为出发点,以自然承载和环境容量为阈值,以生态平衡为杠杆,将财富的生成定格在不以牺牲自然赤字为代价的基础上,通过绿色财富积聚,保持可持续发展;知识资本不断提供社会生产进步的可能性;数据资本作为重要的新兴生产要素,不断地重组产业结构。需要强调的是,这六类资本之间是相互渗透、相互补充、相互提升、整合发力的关系。基于这六大资本的发展,现今国家的能力建设建立在经济、科技、军事、货币、地缘、外交、制度和文化八个维度上,而且这八个维度都被赋予了新的功能和要素,新的增长动力开始出现,经济结构正在发生明显变化。

  产业升级的立足点在于对投入要素的结构调整。国外实践证明,经济快速增长过程中物质资源、能源和劳动力巨大消耗的发展模式不可持续,必须调整产业结构,促进生产要素投入结构的优化配置。日本、韩国等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在经济发展初期倾向于高投入、高消耗、追求外延的扩大再生产来实现经济的高增长,当这种经济增长模式陷入瓶颈,首先会表现在劳动力成本、资本效率、技术产出等指标的变坏上,日本和韩国分别在1965~1970年和1980~1985年之间出现了这种情况。自此,日、韩政府加快了节能减排的步伐,使资源要素流向了节能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成功地迈入了发达国家行列。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初期的粗放式经济增长难以避免,投入要素的变坏趋势也会逐渐显现。中国应当借鉴日、韩经验,通过产业政策的引导,为投入要素的优化配置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和条件,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进而促进经济结构的转型,这个过程是一个不断累积、由量变到质变的动态演变过程,在不同阶段、不同区位会表现出不同的经济特性,这些经济特性最终都会体现在投入要素及其流动上。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关键。中等收入陷阱指的是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的3000美元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新的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徘徊的一种状态。正面案例有日本和“亚洲四小龙”,负面案例有巴西、阿根廷、墨西哥、马来西亚等国家。还是以日本为例,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过程中,日本经历了其主导产业从重工业逐步升级为电子、电器机械、高端制造、汽车、家电、精密仪器的转变过程,这种转变过程体现在投入要素的变化上。就劳动力要素来讲,这种变化表现为“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和人口红利的消失。1970年,日本人口的抚养比例达到战后最低的30%左右,人口结构和劳动力价格出现明显变化,人口红利趋于消失;就资本要素来讲,资本产出效率开始降低。1970年之后,日本引致投资的可持续性受到明显冲击,一方面是成本压力的持续上升,另一方面是外部需求的边际贡献率持续下降,这就导致资本产出效率持续降低;就技术要素来讲,科技后发优势逐步丧失,被视为科技进步指标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在1970年之后明显下降,从5.6%降到了2%以下。针对这种投入要素的变化,日本政府加快了节能减排的步伐,使资源要素从铝、生铁、粗钢部门流向了电子和高端制造方面的节能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最终的结果是1974~1983年间日本的一次性能耗量只增长了17%,单位GNP的石油消耗量下降了50%,而实际GNP增长了47%。至此,日本成功地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

  第三次工业革命浪潮方兴未艾。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标志是再生性能源技术与互联网技术的融合、以3D技术为代表的数字化制造技术的革新,这场工业革命是大数据的开发利用所带来的产业化催生出的科技变革。如前两次工业革命一样,这场工业革命将会带来工业、产业和社会的重大改变。这一过程不仅将推动一批新兴产业的诞生与发展,还将导致社会生产方式、制造模式甚至生产组织方式等方面的重要变革,最终使人类进入生态和谐、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的社会。随着全球能源危机、资源危机、人口老龄化、城市化、环境恶化的到来,前两次工业革命带来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组织、人类生活的变化,使追求节能低碳、减少资源浪费、产品趋向个性化定制等需求成为了全球社会的应然命题,与此同时,新能源、机器人、互联网、新材料、新生产经营方式成为了制造业的实然主题。由科技革新带来的主导产业技术路线和发展路径的探索、确立和扩散的演化过程正在催生出新的工业革命——第三次工业革命。目前,在全球10个主要技术领域每年的新增专利中,中国仅仅在化学领域领先于美国,而美国不仅在传统技术领域持续保持领先地位,在新兴技术领域也依旧保持着对中国的压倒性优势。美国金融市场的流动性、研发设计、系统集成等方面的专业服务,合理的税收和移民政策,加上超强的全球供应链管理能力,使其有可能率先在全球范围内完成又一次产业革命,重新切割全球产业版图,在将其自身从目前的经济困局中解脱出来的同时,占据第三次工业化进程的制高点。因此,在基于全球价值链格局的国家竞争中,国家发展战略显得尤为重要。对于中国目前面临的“高端挤压”和“低端挤出”的竞争格局,如果国家发展战略未能及时转变,就会导致经济发展出现停滞状态,中国也就无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改革开放1.0版起始于国内尚未工业化、国际制造业全球化加速的时期。中国以货物贸易为抓手,迅速开放国内制造业市场,以模仿为主,以规模经济为手段,推进经济增长,完成从农业经济为主导向工业经济为主导的第一次转型,同时也促进了国内产业积极融入全球分工体系,特别是加入WTO以后,中国积极主动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机制,构建外向型经济体制,围绕出口导向战略形成一系列鼓励和扶持出口型工业发展的体制机制。当今中国已经进入工业化的中后期,国际上面临着服务业全球化的新格局,中国应立足于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完成从工业化转向服务化的二次转型,积极打造更有效的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全面开放服务业市场,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锻造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构建以自由贸易为导向的对外、对内开放的体制机制,主动成为国际规则的改革者、塑造者、主导者。

  以服务贸易为重点的新一轮全球化萌动待发。服务贸易增速快于货物贸易,2001~2014年,全球服务贸易在大多数年份以高于GDP和货物贸易的速度增长。2014年,全球服务贸易增长率为6%,而同期全球GDP增速只有2.5%,全球货物贸易增速仅为0.8%。服务贸易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动力。目前,新兴经济体在全球服务贸易出口中的占比突破了30%,中国和印度已跻身全球十大服务贸易出口国行列,服务贸易成为新一轮贸易自由化的聚焦点。在新一轮贸易自由化进程中,服务贸易不仅是双边和区域自由贸易协定的聚焦点,也开始成为全球多边自由贸易协定的聚焦点。中国已成为世界货物贸易的第一大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对服务贸易的依赖性也在明显增强。中国已连续三年位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2015年中国货物贸易占全球的比重升至13%左右,但中国服务贸易占比过低成为对外贸易发展的“短板”。2014年,全球服务贸易占整体对外贸易的比重为20.6%,中国服务贸易占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仅为12.3%;中国货物贸易额在全球货物贸易总额中占比超过10%,而服务贸易额在全球服务贸易总额中占比仅为6.2%;中国人均服务贸易额为228美元,是美国的12%、德国的6%、日本的16%。

  经济服务化将是改革开放2.0版的主抓手。与以工业市场开放为重点、推动中国制造业全球化的改革开放1.0版相比,改革开放2.0版的历史使命是以服务贸易为重点,全面实施自由贸易战略,有序推进服务业市场的双向开放,在开放中推进全球自由贸易进程。据匡算,2020年中国服务贸易占对外贸易的比重将达到20%,中国服务贸易额占世界服务贸易总额的比重将由2014年的6.2%提高至10%。此外,中国将形成传统服务贸易和现代服务贸易均衡发展的贸易结构,争取在电信、信息技术、电子商务、健康医疗、教育服务等现代服务贸易领域形成竞争新优势,构建以服务贸易为重点的对外开放新格局。在世界经济增长持续放缓、外部需求萎缩、国际贸易竞争更趋激烈的背景下,中国既需要以服务贸易为重点加快国内自贸区建设,加快培育服务贸易竞争新优势,也需要以“一带一路”为重点加快双边、多边贸易进程,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扩大服务业市场的双向开放,为发展中国家、不发达国家以及国际组织提供必要的资金、人员、软件和硬件等公共产品供给,在全球经济、政治和社会文明治理的平台上提高中国的制度性话语权,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与此同时,中国应全面争夺国际贸易运行规则制定的话语主导权,为服务贸易拓展创造有利的市场环境,进而布局中国对外开放新格局,创建对外开放新体制,全面提升全球布局的能力建设。

  以创新为引擎,用现代服务业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前,中国的国际市场空间扩张很快,出口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动力。当前,全球总需求不振,中国低成本的比较优势逐步开始转变,与此同时,中国的出口竞争优势依然存在,高水平引进来、大规模走出去正在同步发展。当前,中国应当注重创新产业形态,腾笼换鸟,发展现代服务业来加强创新能力,以创新能力带动现代服务业跃升。研究表明,现代服务业与区域创新互为促进,服务业每增加1个百分点,区域创新能力提高10.4个百分点。区域创新能力每增加1个百分点,服务业占GDP的比重提高4.3个百分点。初步测算表明,1978~2014年,中国处于工业化阶段,第二产业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0.62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0.33个百分点。到2020年,中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将达到58%左右,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从2014年的62.8%提高到72.5%至79.6%左右。现代服务业发展逐步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引擎。初步估计,“十三五”期间服务业每增加1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提高0.49个百分点。

  同时,制造业向服务环节延伸,产品定价权向服务环节转移,以生产性服务业引领制造业走向中高端,全球呈现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型升级的大趋势,现代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成为中国制造业做大做强的关键,也是中国避免低端制造业强势发展引发全球货物贸易摩擦,破解发达国家的和欠发达国家的中国新殖民论的重要利器。为人熟知,新殖民论也不是空穴来风,例如《金融时报》2013年3月11日发表了尼日利亚央行行长萨努西的观点,萨努西在文中说“中国拿走我们的初级产品,把制成品卖给我们,这也属于殖民主义性质”。因此,只有大力发展高端现代服务业才能避免平面分工引发的各类冲突。在发展动力机制方面,中国要从移植型经济向内生型经济转变,再逐步向创新型、外向型经济转型,形象地说,就是要从“盆景堆集”变为“育苗造林”,注重营造本土产业生态体系。在资源配置整合方面,中国要大胆嵌入全球网络组织,从块状的开发模式向网络化开发模式转型,催生新的网络组织,构建全球创新网络节点,建设无边界的开发区和虚拟开发区,从被动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向主动参与产业转型升级转变。要有选择性地引进外资,变招商引资为招商选资、招商引智,从接单者转变为发单者,变体力较量为智力较量。

  社会普遍服务是指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均等化、可获得、全覆盖、公正、可持续,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本质就是建设“服务型政府”,实现由政府本位、官本位和计划本位体制向社会本位、民本位和市场本位体制转变,由“无所不为的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由传统行政方法为主向现代法律制度方法为主、行政方法为辅转变,由传统管制型模式向公共服务型模式转变。

  人文社会普遍服务体系奠定社会创新基础。人文社会普遍服务体系包括保障生存权、发展权和自由流动权的社会普遍服务这三大模块。生存权的社会普遍服务体系要求至少建立健全食物保障、基本住房、基本医疗、义务教育和基本养老等基本保障体系,发挥保障起点公平的基石作用;发展权的社会普遍服务体系能够保护公民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保证男女平等,消除社会非正义;自由流动权的社会普遍服务体系保障生产要素尤其是人的自由流动权,是充分发挥要素潜能的保障。建立人文社会普遍服务体系是扭转区域、城乡发展不平衡的重要手段,它既是需求侧管理又是供给侧管理。著名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认为,贫困人口之所以身处贫困状态,根本原因在于生产、交换等自由选择权利的不均等或缺失。所以说,贫困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政治、社会和伦理问题。政府必须做的是破除一切影响人们自由生产、交换的各种束缚,保护基本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不受侵犯,提供起点公平的市场环境,这是激发人类创新能力和主观能动性的重要基础。构建社会人文普遍服务体系重在保障人的基本生存权、发展权与自由迁徙权等基本权利,提供起点公平的市场环境,保证社会发展的公平、公正与均衡稳定,防止群体间、区域间和人的内在心理出现失衡与断裂。

  产业社会普遍服务不断衍生新业态。产业社会普遍服务体系包括网络产业、产业网络化的社会普遍服务和企业社会责任体系。网络产业的社会普遍服务涉及的行业通常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基础产业和公用事业,在提供这类服务时,要坚持公共政策导向和市场导向相结合;产业网络化的社会普遍服务体系能够有效降低组织间的交易成本,加快组织间的信息扩散和学习速度,这将会引起产业的新革命,促进“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企业社会责任体系是企业新时期的价值导向,要求企业承担起提供相应产业服务的责任。产业社会普遍服务是分享人类技术和产业进步成果、推动产业升级的保障,是推动中国工业文明转向知识文明的“助推器”。著名经济学家罗伯特·巴罗在分析各国经济增长过程时,已经对此做出了非常深入、透彻的阐述,他认为决定长期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是技术进步,而技术进步的作用效果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政府政策,特别是公共支出。但是,政府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和角色绝对不是通过支出直接替代市场,而是提供不同行为主体互动的平台,降低成员组织间的交易成本,加快组织间信息的扩散和学习速度,降低企业的技术创新成本,激发市场主体的创新活力,促进企业用更多技术创新来替代传统物质投入。人类从传统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再到信息知识文明的过程中,技术创新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它既促进供给方式的转型升级,又能帮助人类发现新的需求。

  社会信息知识普遍服务充分释放可能性。社会信息知识普遍服务体系包括信息、知识的社会普遍服务和知情权的保障体系。信息普遍服务能够有效提高“契约”执行效率,减少交易成本,有效创造社会资本积累机制,营造人们共享知识和财富的氛围;知识普遍服务是指知识的扩散为社会所有、所用;知情权保障体系是公民寻求、接近、获取、传递和使用公共信息的制度保障机制。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一个重要而迫切的问题,在国家治理过程中,公民和政府之间显然是一个“委托—代理”关系,政府有义务向委托人公开所有委托信息,公民须充分了解社会经济活动的权利,参与监督政府的代理行为。公民在委托政府实施各种治理措施时,须严格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集体行动的逻辑”。著名经济学家奥斯特罗姆主张通过机制设计来解决“公共事务的治理问题”,大量的委托人群体如何将自己以一种合适的方式组合起来,让所有人在面对机会主义行为、“搭便车”情形时,实现共同收益最大化,化解治理中的信息不对称,是解决上述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构建信息知识社会普遍服务体系,既是奠定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技术手段,又是明晰政府和市场、社会关系的重要前提。为保障社会经济发展所需的信息和知识,迎接知识经济的到来,快速实现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的转化,需要不断提升信息和知识的扩散速度和广度。

  此外,对外贸易的格局取决于国家的产业结构竞争力和在国际市场上的技术竞争优势,还取决于创新水平和促进创新的机制,这是实现规模报酬递增的重要手段。如果想在对外贸易中取得主动权,实现更大的绝对与相对比较优势收益,必须不断致力于实现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事实上,我国当前正面临着这个重大机遇,随着我国产业结构不断高度化,我国与世界各国的商品、服务贸易和资本流动将日趋活跃。随着中国资本不断走向全球,我国社会普遍服务体系需要与之相适应,并延伸至全球,倡导全球共同实现社会普遍服务的规则对接,最终实现同一化,增进全球人类的共同福祉。

  制度是权力、责任和利益的协调一致,也是稳定的、宝贵的、经常性的行为模式,更是影响、限制和引导人的行为的持续规范。制度失范就无法保证公民的安全和个人的蓬勃发展。规则本身的僵化和支持规则的思想僵化都会导致制度失范。土耳其、巴西等新兴经济体陷入中低收入陷阱的关键原因在于社会变革超越现有的制度。中国的大变革要求创造制度红利作为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实现制度红利对人口红利的替代。这就要求以市场有效竞争、增强社会活力、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取向,突破转变发展方式的制度障碍,既要增强和实现自我认识、自我超越、自我否定、自我革命、盘活存量、注入增量,还要善于在扩大开放中诱导性地倒逼改革,确保转变发展方式见到实效。以完善的产权制度夯实市场发展基础,以充分的市场竞争优化资源配置,以政府职能转变激发市场活力,以社会组织培育促进市场机制完善,以合理的承载空间保障永续发展,以创新驱动增强发展源动力。从制度竞争力的提升着手,把握制度竞争力中的制度生产力、制度约束力、制度持续力三个基本要素,实现多力齐发、力量整合,实现既定目标。强化制度创新以提升制度生产力,加强制度建设以强化制度约束力,确保制度延续以保障制度持续力。

  “十三五”转型发展的过程中,挑战与机遇并存,最有可能发生所谓的“托克维尔效应”。托克维尔效应是指托克维尔在其《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写到的“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们,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前面的那个政权要好些。……被消除的流弊似乎更容易使人觉察到尚未被消除的那些流弊,于是人们情绪更加激烈”。谨防托克维尔效应的关键取决于改革的选择;取决于结构性改革在多大程度上能适应经济转型的需求与趋势并破题发力;取决于能否以结构性改革破解经济转型的结构性矛盾;取决于是否能够尽快推出一批具有重大牵引作用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举措;取决于能否完成从血汗经济到智慧经济转变,从人治国家到法治国家转变,从因循文化到引领文化转变;取决于能否把人们的注意力吸附到探询下一轮科技经济变革的机会上,不断设计新型的商业模式,组建新型产业联盟,网联全球要素资源,形成资金跟着人才走,人才跟着环境走,环境跟着文化走,文化引领世界走的新局面。只有实现这些目标,才能把中国建设成为人类新思想、新文明、新制度的诞生地,国际制度红利的变现地,世界文明和谐的对话厅,先进人类群体的向往地。

  许正中,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教授、博导。研究方向为宏观经济与财政政策、区域经济与区域发展战略、管理学与管理模式创新。主要著作有《走向创业型经济》《跨越:中国经济战略转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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